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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有为的这些说法引起了军机大臣廖寿恒的注意。明显具有改革倾向的廖寿恒觉得行政体制既要改革，也不能因改革而引起无谓的混乱，否则欲速则不达，过于激进的改革势必引起激烈的反弹。于是他建议康有为将自己的这些想法写出来，供光绪皇帝和政府高层参考，以阻止岑春煊那些过于激进的改革变成现实。
在廖寿恒的督促下，康有为于8月29日呈递了《厘定官制请分别官差以行新政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才能折》，对岑春煊的建议进行了全面批评，请求光绪皇帝在裁撤衙门、裁减官员的问题上要高度慎重，统筹全局，从长计议，不要因这一局部的改革而影响整个的改革大业。康有为根据官、差的界限原则，建议在最初的改革阶段，专论差使，不问本官。他认为，现在政府采用的差使之名出于宋，但官差不别、品秩太峻，结果非集资累格不足以致大位，而达到大位则已年迈力衰。官差不别，则若尚书、侍郎既领枢垣、译署之差，即不当复任本部，任事既不当充各要差。盖以一人之身，才力有限，精神无多，且皆垂老之年，而令其官差杂沓，并归一人，势必一切具文不办而后止。这是政府最高层的一般情况，至于外省督抚亦以年资获得选用，结果和政府高层的政治老人一样，即便想办事也有很多困难。这就是官差不分、官爵不分所带来的必然后果。鉴于这种情况，康有为建议清政府实行官差分离、官爵分离的行政体制，“以高爵待耆旧，以差使任才能”，这样那些老资格的政治家各得其所，获得比较崇高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，以官终身，而年轻一代的政治家也可以比较自由地获得施展，以差获任。